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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加班,你过什么劳动节

2018-05-02 08:59:43 发布者:admin 阅读 488
您的位置: 首页 » 新鲜干货 » 正文 不加班,你过什么劳动节 2018-05-02 来源:虎嗅 作者:看客insight© 分类:新鲜干货

 

虎嗅注: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假期最后一天,有多少人在加班?在当今这个被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,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。

本文转载自网易旗下微信公众号“看客insight”(ID:pic163),编辑:简晓君,虎嗅有删节。

尽管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,但在象征着“抗争”与“劳工权益”的五一节期间,某互联网公司的小李还是选择了加班,理由是加班费是平时的3倍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,小李已不再受40小时工作制的制约。二十多年前,老祖宗苦苦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制度,如今“就像鬼一样,听说过但没见到过”。

英国卫生部部长杰里米·亨特表示,英国人需要“像中国人一样工作”

百度第一神吧戒赌吧有两大广为流传的人生信条:一是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,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”;二是“双休是必须的,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8小时工作制,可不能让这帮资本家坏了规矩。”

1995,深圳某市场,T恤上面印着“打工没劲”“下海吧”等字样

事实上,八小时工作制确实是无产阶级浴血奋战得来的。从1960年起,中国也开始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的制度,而双休日,则是1995年之后才有的事情。

然而,一个残忍的事实是: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5×8工作制已经坏了规矩。在当今这个被时代步伐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,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。

129年前,国际友人为了8小时工作制奔走呼告,并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工节

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愿望: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

19世纪初,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开始改写世人的命运。

彼时的工厂老板们认为,机器生产已经减少了工人的体力消耗,多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加之教会也认为,闲散的头脑是“魔鬼的活动场所”,所以当时工厂工人每周工作近100小时是常有之事:每周工作6天,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。

20世纪初期,中国的手工作坊也开始向大工厂生产过渡,上海缫丝厂聘用童工做工时

1817年,纺织工厂主罗伯特·欧文提出了“8小时工作,8小时消遣,8小时睡觉”的口号,让广大劳苦大众看到了明天。

1836年,美国《全国劳工报》的一篇文章也力挺罗伯特·欧文:“我们相信每日劳动8小时已经太够了。”

很快,8小时工作制就首先被应用在美国的政府工作人员身上。到了20世纪初,许多行业已经采用了8小时工作制,但大多数人仍然每周工作6天。

1945年,工人将他的工时卡插入打卡机,文件柜上也密密麻麻地挂着其他人的工时卡

如今,大部分企业也采取了打卡算工时的制度。1988年,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,女工下班打卡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6年。这一年,福特公司石破天惊地采用了为期5天、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,并且将工人们的薪资翻了一番。

不久,福特发现,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比工作48小时的效率要高得多,公司的利润率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,于是美国及大洋彼岸的众多企业纷纷效仿福特公司的做法。

就这样,每天工作8小时,每周工作5天的传统在大部分国家中被约定俗成地流传下来。

福特汽车底特律工厂,准时下班的的员工

40小时工作制的浪潮上山下海,很快也横向传递到遥远的东方。

1920年5月1日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的工人也走上街头,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,争取8小时工作制,主题是“劳工神圣”。

次年8月20日,《劳动周刊》于上海横空出世。

为了配合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,周刊经常发表不少反映劳工痛苦的文章,如《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》《到哪里诉冤屈呢?》《反正是工人倒霉》等

四开四版的小报边旁,常用大字登载“增加工资,减少工作时间”等斗争口号。

“当时李启汉主编的《劳动周刊》,内容是资本家怎样无理地压迫工人,哪里发生了罢工,哪里工人在斗争等消息。”80年代初,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周刊时说。

路矿当局一连三个月拖欠工资,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,1922年9月14日,江西安源路矿工人爆发了大罢工。次年,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提出了“8小时工作,8小时休息,8小时教育”的口号。后来,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全国实行“三八”制度

“战斗的星期天,疲劳的星期一”

及至新中国成立后,劳动部最终在1960年提出的《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》中明确规定:“每天工作8小时,每周工作6天、休息1天,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”,同时,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。”

1987年3月,在我国最早的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,一位包工头在监督着农民工干活

然而,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
1854年,调查人员发现,商业系统中工作时间过长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:山西省某百货公司的职工,连续1个多月,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钟;太原市食品公司饲养场的职工,有时候则从清晨5点钟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,将近20个小时。

1984年10月23日,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6工程队在联谊大厦的冒雨施工现场。该楼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幢现代化办公楼,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竣工投入使用。当时,工程队甚至创造了一天完成一层楼的作业进度,被称为“上海速度”

在“大跃进”年代里,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熟衷于“夺高产”“放卫星”。而延长工时和加班加点也得到领导人的首肯。

1957年,刘少奇在《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》中提到:“八小时工作制、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,但绝不是不看情况……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、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,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?为什么不能做夜班?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,向私商小贩学习,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。”

为了保证“大跃进”的成功,建筑行业不得不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,而且,连可怜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,也被调整为两周休息一天。而在广大农村地区,则压根就没有休息日的概念。

在增产节约运动中,天津钢厂线材部于1952年2月份创造了27项新纪录。线材部工人刘长福领导的小组,因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,成绩突出而登上《人民画报》1952年第4期封面

北京市民方先生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:“那时候,我们提倡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为了建设新中国,有干不完的工作,经常加班加点似乎都是很正常的,单位的很多党员连加班费都不要,习惯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们,根本没有奢望过五天工作制。”

1962年,周恩来视察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

蒙紫摄于1964年1月21日:“一进入热气腾腾的大庆油田区,就立刻被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所感染。大庆人朝气勃勃,忘我劳动的热情,激动着我……一天清晨,我随钻井大队长王进喜同志去看一口打得笔直的油井的固井战斗……工人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,紧张忙碌地工作着。”

另外,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,一些日常会议和其他群众性集体活动,一般都在休息时间进行。

就这样,不止是“从摇篮到坟墓”,职工们的休息时间也被共产主义建设承包了下来。曾有退休老人回忆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,只记得周末都是“义务劳动日,哪有什么休闲”。

因此,有人戏称,那些整天为工作疲于奔命的人是“无法无天”——既没有《劳动法》保护,也没有星期天。

北京火车站前,周日的“五讲四美”义务劳动

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,很多活儿都得堆在这天干,换煤气、洗衣服、逛街、买菜、看老人、陪孩子上课,很难有时间去休息和学习。

因此,“战斗的星期天,疲劳的星期一”成为当时一种流行说法。

1988年,北京市职工平均每天只有2小时3分钟用于文娱活动和学习,而上海职工则只有35分钟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。这个数字在天津更低,只有34分钟。图为下班后职工在难得的清闲时刻打乒乓球

由于假期太短,事情又多,上班族很难离开自己的生活范围跑到外地去。

对外界的好奇与向往,使得介绍“世界真奇妙”的《正大综艺》成了当时最火爆的节目。

80%的人选择多休一天

20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的初潮涌动,人们对休闲的渴望如天外隐雷般隐隐作动,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。

彼时,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4个没有实行年带薪休假制的国家之一,人们的全年工时量是2448小时,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1800小时。

虽然企业和事业单位加班加点十分普遍,但工作时间却未被有效利用,据当时北京、天津、上海3大城市的调查,80年代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时只有40%~60%。迟到早退,上班时间看报纸、织毛衣、溜出去买菜、接孩子都是常事。图为某国企的接待处,服务员在帮别人扎小辫。人浮于事最终导致国企职工大面积下岗

1986年5月,“缩短工时课题组”成立。

在一项社会意向调查中,课题组人员惊讶地发现, 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,竟有80%以上的受访者在每周“增加一天工资”和“不增工资、增加一天休息”之间,选择了后者。

1988年6月的一个傍晚,蛇口工业开发区的培训中心前停满打工者的自行车,这里学习的气氛很浓:“要想站住脚,就要自我增值。”

起初研究人员认为,工时突然缩减至40小时,步子迈得太大,主张先减到44小时。于是,便按照“两周休息三天”的办法进行休假。

1994年3月5日,是第一个“隔周”休息的星期六。第二天,各地多家媒体纷纷报导:“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,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‘今天我休息’,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。”

“战斗的星期天”终于变成了“愉快的休息日”,这时的中国人才有了“度周末”的意识。

上海实行五天半工作制之后,到苏州旅游的上海人数激增。

节假日电话亭打出半价优惠活动,为的是吸引节假日才有闲时的打工一族

在“44小时工作制”实行一年之后,再次缩短工时的呼声越来越高。1995年3月25日,国务院令再次宣布,自当年5月1日起,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。

同年7月,《劳动法》正式出台,规定:“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。”

消息一经公布,就有人感叹道:“每周有两日不用上班上学,简直是比天上掉馅饼还美好的事。”

以至于当年开始实行这个规定的时候,大家还以为是谣言,打死都不肯相信。

“中国的老百姓从未如此这么幸福过。”这样的“幸福感”在当年歌手孙悦的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《心情不错》中也有所体现:“这一年总的来说,高兴的事儿挺多,身体不错,工作不错,心情也不错。”

随着6次提速后的列车朝发夕至,新航线不断增加,周五晚上去,周一早上回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出游模式。”

1996年春节,上海第二毛纺厂,坚持节日生产的一群打工妹用卡拉OK高唱流行歌曲《潇洒走一回》

老板说金窝银窝,不如办公桌

“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,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。”北京国际工商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李长安表示。

但进入到21世纪,事情又一次起了变化。

据《中国工时制度的定位研究》,2001年平均周工作时间是44.9小时,2005年则上涨到了47.8小时。私营个体雇员的平均工作时间,更是在49小时以上。

2017年3月8日,湖南省郴州市。护士室的墙上挂着“加班本”,加班对于这群白衣天使来说,已是一种常态,因为经常会有需要进行紧急手术抢救生命的突发情况

2012年2月13日,广东省东莞市,工业区的打工者在工厂门前的小吃摊吃晚饭,晚饭后还要加班

中国各地似乎都在上演相似的一幕:随着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,组织文化越来越激进,而科技又能让你始终在线,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,已经丧失了边界感。

2016年4月21日,北京,午夜时分,某兼职公司客户部经理,完成工作后在办公室宿舍躺下看视频。他一周五天都在改造的会议室内睡觉,以避免每天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

2012年10月31日,为了迎接“光棍节”的淘宝“双十一”促销活动,某网商在办公室内搭起帐篷,为晚上加班的员工休息作准备

2015年,杭州某仓库内的标语:“帅已醒,丑依睡,我发货,72小时”

在当今这个被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,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。

在办公室里坐满8小时然后下班走人,向人生的另外三分之二逃亡,或者在周末不接老板的电话——实在是不太现实。

2011年,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胶囊旅馆。胶囊旅馆起源于日本东京,最初是为上班族打造的。在东京打车很贵,上班族有时加班到半夜,就去胶囊旅馆住一晚。而在上海情况也类似。“晚上11点以后地铁没了,打车也很贵,第二天一早还要赶公交回来,挤车,堵车……那还不如住一下胶囊旅馆,也就几十块钱,还能多睡几个小时。”

“老板有个奇妙的生理高潮点,发生在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。在此之前,他通常不做决策。一到5点半,整个人便陡然焕发起来,两眼扫过之处寸草不生。”克里斯·吴在公司树洞披露了一则消息。

几个月前,他才刚刚来到上海某创业公司实习,但如今他已经把这里当家了。

老板给他们配置了高速Wi-Fi,以及一架专供即兴演奏的钢琴,冰箱里还塞满了饮料和零食。公司的厨师每天都会为他们熬制汤品——有时是牛肉汤,有时是绿豆汤。就连办公室的椅子,都符合人体工学。

而大部分同事都是远赴他乡,举目无亲的人,他们可以在办公室写塞纳河的斗转星移,也感叹爱情的大江东去,但就是不回家。

26岁的陈先生在一家西二旗软件公司做程序设计。公司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台mac,带着mac回去赶工是常事。

每次加班,小陈就用五环外价值观安慰自己:“每加5次班,我家未来那层150平米的房子又多了一块砖。”——即使下了班也像打了鸡血一样,开着DiDi到处接单。

北卡罗来纳州精神治疗师布莱恩·罗宾逊这样解释这种现象:“工作狂是一种强烈的冲动,正常人在工作时想着去滑雪,而工作狂则在滑雪时想着回去工作。”

2015年腾讯地图大数据绘制的春节加班地图

但并非所有人都乐在其中。2016年夏天,一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:来自上海的彩虹合唱团演唱了一首名为《感觉身体被掏空》的歌曲,引发广大“加班狗”的共鸣。

《中国日报》也发表社论称,称日本的“过劳死”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。

2016年8月8日,上海街头,一场名为“孤独沙发”的行为艺术震撼上演,40位“妻子”走上街头抗议丈夫过度加班

“在一个人手不够的公司里,老板连床都给你铺好了,你好意思走吗?”克里斯·吴反问。

这就好像说“读书能改变命运”一样,你的高中班主任也问过你:“你说,是老师在逼你学习吗?”——终究是一道送命题。

而真实的答案,不是消失在风中,就是溶解在时代的大步伐中。

1982年下半年,在蛇口工业区车来人往的蛇口码头,竖立起一个口号: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。翻译成2018年的流行文本,则是:“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”,“要想快速升级进化,就连QQ宠物也要加班加点打工。”

正如罗素在1932年写道:“以前的人有一种无忧无虑玩耍的能力,但这种能力,如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对效率的崇拜而被抑制了。现代人会充分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,但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。”

此时此刻,唯一能让小李感到和8小时工作制有交集的,是公司按照8小时工时给他支付的工资。而他并不孤独。在无数个相隔万里,但却产地相同的中国式加班里,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栖息地。

最后拥有多年打工经历的都市社会人真心祝愿,工作为各位朋友带来的是成就感而不是掏空感。

参考文章

[1]《世界上哪个国家工作时间最长,年假最少?》BBC Chinese

[2]How hard does China work?,Tom Phillips

[3]《国务院转发天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子建筑业实行九小时、大礼拜期间工资支付问题的意见》

[4]《有关劳动工资问题的一些意见》,刘少奇

[5]《不会尘封的记忆:百姓生活30年》,李桂杰

[6]《一年休假四个月,活怎么干——写在五天工作制实施之际》,傅刚

[7]《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》,刘少奇

[8]《国人享受双休日须感谢美国吗?》,腾讯历史

[9]《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》,傅刚

[10]《中国人假期65年变迁史:单休改双休用了45年》,新闻极客,梁超

[11]《中国大陆双休日的来历》,绍宜

[12]《加班的本质:从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制的起源谈起》,胡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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